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話語體系建設(筆談)

2019年07月04日 18:27:32
來源: 《理論與改革》 作者: 主持人 孟捷

  主持人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期待并呼喚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為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促進相關理論觀點在政策話語中的傳播,在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建設辦公室的具體指導下,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主辦,上海市經濟學會政治經濟學專業委員會、復旦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政治經濟學報》編輯部協辦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于2018年12月在上海召開。這里輯錄的,是其中幾位與會學者的精彩演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就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要不斷開拓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和輝煌成就,為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要強調的是,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需要妥善處理堅持與發展的辯證法,既要做到“在堅持中發展”,又要做到在“發展中堅持”。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抑或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都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間關系的處理,要求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和出發點,根據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際特點,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里輯錄的幾篇文章,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者都是資深的政治經濟學者,從不同角度代表了當今政治經濟學界的觀點。我們特予刊出,以饗讀者。

  國有信托基金制是國企改革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榮兆梓

  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是國內政治經濟學界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大事情,很榮幸能夠參與其中,感謝大會對我的邀請。我今天發言的題目其實與上午華生教授的題目是銜接的,他講的是從管企業到管資本轉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下面要討論的是如何實現這個轉換,是更加具體層面的問題。

  近幾年來黨的重要會議兩次非常明確地提到了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一次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一次是十九大報告。五年來,改革的具體措施體現在有關國企改革所謂“1+N”的文件里面,但是所有這些文件在當前最重大的問題上面,實際上涉獵不多。我認為真正直接與此相關的文件,就是今年7月份發布的《國務院關于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的實施意見》。這個意見在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完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的市場化機制方面確實邁出了重要一步。但是這個文件在建立國有信托基金制方面仍然沒有突破,在國有經濟頂層制度的改革中還是缺少了一個關鍵環節。因此,我認為改革的措施并不到位,試點的效果也并不看好。

  一、改革要解決什么問題

  當前國有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重點并不在各類職能企業的內部管理體制存在什么問題,這些問題企業本身能夠解決,用不著下文件。真正的問題在于國有經濟的頂層制度。大家最關注的問題有兩個:

  一個是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理清,政企不分的弊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的活力仍然有待提高。二是對企業經營者的監督不到位,管理腐敗并沒有得到根本遏制。實際上我認為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多數人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只要我們把目光從企業層次提升到資本層次,一個尖銳的問題就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這個問題就是國有資本在國內資本市場(更不用說是國際市場了)處于消極渙散、缺乏競爭力,又沒有引導力的狀態,這與它的龐大規模完全不相稱。說它消極是因為我們的國有資本管理還是行政性的,只是以被動的審批制度為基本的管理手段,不能積極參與資本市場的經營,更沒有自己進取性的經營計劃和經營目標。說它渙散是因為在資本市場上,國家隊異乎尋常地分散,步調不一致和難以協調。巨大數量的國有股份資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統轄的各種持股機構手中,其行為趨于投機性和短期化,對市場不可能發揮“壓艙石”作用。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市場經常有私人資本大鱷興風作浪,卻很少見國有資本的正義之師出手抗衡,政府不得不親自上陣,動用行政手段打壓。如此循環往復對市場顯然是有負面影響的。

  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多管齊下,但是最根本的一條仍然是進一步深化市場改革,更加有效地利用現代企業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治理結構,解決國有經濟面臨的現實問題,這個改革方向是絕對不能動搖的。

  改革的長期目標就是斷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行政指揮鏈。90年代初期通過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完成了公司制度下的股份資本所有權與公司法人產權分開,這些年來這一制度一直在國有企業中推廣實施。但是,因為公司制規定了股東在治理結構當中的重要地位,作為出資人代表的政府機構仍然深陷公司治理結構內部。經過20多年的改革,國有經濟政企不分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這成為企業治理不完善、競爭力不足的根源之一。

  與此同時,大國資委體制也不能解決政資不分的頑疾,國務院派出機構仍然是政府機構,其出資人職責仍然靠行政權力行使,其管理手段難免還是有靠審批把關的消極特征。

  二、為什么說公司制模式不能解決問題

  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的初衷是要弱化政府對于企業的行政干預,加強國有股權代表機構在資本市場的運作能力。但實施意見主張,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塑造為國家獨資的公司法人,按照國有獨資公司的治理模式來進行治理,并且直接經營授權范圍內的全部國有資本。這就等于在原有的國有經濟體制框架內,增加了一個與原有機構完全相同的管理層次,它與政府機構的關系沒有絲毫改變,與現有國有企業的管理架構沒有差別,等于是在俄羅斯套娃中間再增加了一層套娃,對政企分開的目標不會有實質性的影響。

  更糟糕的是,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是從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目標出發,在政府和原有企業之間設置了一個管理層次,它還是行政授權的產物,并且在權利鏈條上的位置更高,所管理的國有資本規模也更大了。沒有管理體制的根本改變和經營模式與經營范圍的適當限制,這樣的改革是不能解決當前國有經濟中仍然普遍存在的監管缺位和管理腐敗問題。

  還有一種值得擔憂的傾向是,如果沒有全新設計的制度框架與約束機制,這種頂層制度的充分授權,可謂是“位高權重”,隨著改革的紅利顯現,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趨之若鶩,設法入圍,爭取掛牌。改革將在現有的國有經濟體制中增加一批半官半商的大機構。比如一些大型企業集團,借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名義改革,把主營業務更多地轉向資本運作,這對扭轉當前經濟脫實向虛沒有好處。再比如一些現有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借改革東風掛起新招牌,繼續老營生,對防范金融風險會有什么好處?

  總之,單純公司制的思路難以達成預期目標的理由可以概括為兩點:其一,這是國有經濟的頂層機構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股份資本的經營權,不能再照搬公司法人制度的舊套路。這個套路已經被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不能達成政資分開的改革目標。其二,這類頂層機構管理的國有資本規模太大,所投資企業的經營又高度復雜多樣,單純靠公司法人產權制度不足以實現有效監管,控制管理腐敗,防止國有資本的流失。

  三、試點改革應引進信托基金制

  我們認為,試點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應當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組建。這里強調兩個關鍵性措施:一是,試點應當按照國有資本分類管理的原則,依法設立不同類型國有信托基金作為起點。二是,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應當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組建,明確國有信托基金與基金管理公司“一一對應原則”,以中央和地方兩級數十只國有信托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形成國有資本管理的頂層架構。

  1. 按照國有資本分類管理的原則設立不同類型國有信托基金?,F在大家更多講的是企業分類管理的原則,我認為首先是國有資本要分類管理。按照一般商業領域與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兩分法,依法設立不同類型的國有信托基金。依據《信托法》制定國有資本信托合約,明確基金產權界限,規定基金信托目標,以及信托關系三方當事人的權利和責任,包括信托目標導向的受托人的激勵機制等,在制度上要健全。

  國有資產監管機構或者政府是國有信托資金委托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是基金受托人,全國人民(他益信托)或者作為基金委托人的政府機構(自益信托)是信托受益人。改革起步的時候應該對國有信托基金的規模與數量有總體規劃,試點可以由小到大逐步擴大,但是國家基金的數量一定要嚴格控制,“碎片化”的改革不符合構建“頂層制度”的要求,只會造成更加混亂的國有資本監管。按照我們現在國有資本50萬億左右的總規模,幾十只基金應該就夠了。

  2. 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應當按照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組建。明確國有信托基金與基金管理公司“一一對應原則”,就是一家基金由一個基金管理公司專業管理。因為規模太大,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能管一只基金?;鸸芾砉井a權必須與國有信托基金產權嚴格分開?;鹭敭a應當由專業的基金托管機構安全保管。最近幾年,國家投資中,很多的回報來自于各個國有企業以基金形式投資獲得的,但是投資了以后,國有企業和基金的財務實際上沒有嚴格分開,這種情況根本發揮不了基金制度的優勢。公司運用自有資本從事基金運作,以基金管理費支付管理成本,管理公司的投資經營業務應當嚴格限定在虛擬資本范圍,禁絕任何實體性的自營業務。巨型國有基金管理公司保留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是監管漏洞和國有資本流失的最大風險。擬組建的國有基金投資運營公司應當是輕資產而人才密集型的。相比于所管理的國有基金的上萬億、幾千億的規模,基金管理公司只需要很小的資產規模,比如幾千萬就可以了。管理團隊主要是由懂基金管理的金融專家和懂公司管理的經營專家構成?;鸸芾韴F隊按照信托合約規定對各自基金功能的實現負責,要有一套激勵機制。國有基金投資(運營)公司與所投資企業(就是現在所謂的國有企業)之間應該結束當下仍然或隱或現存在著的上下級行政隸屬關系,建立以資本為紐帶的平等市場合約關系。每個基金管理公司必須組建一支忠誠稱職的國有股代表董事隊伍。代表董事依法進入所投資企業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參與公司治理。代表董事以外的企業高管(職業經理人)要逐步轉變到由公司董事會按照市場原則自主選聘。

  按照這樣的原則去管理國有資本,原來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就不復存在了。因為國有資本通過資本市場在各個企業間不斷流入流出,我們在法律框架上用不著再去區別國企和民企,只要是股份公司就都可以是混合所有制。

 ?。ò不沾髮W榮兆梓教授在2018年12月29日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2018”上,做的題為《國有信托基金制是國企改革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的演講,該文為速記稿整理的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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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作用

  龔 剛

  國有企業在非競爭性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并且大部分成長迅速,經濟效益良好,通常是“缽滿盆盈”。原因通常被認為是壟斷+高價。但是仍有部分國有企業,特別是一些省屬國有企業處于競爭性領域,其效益通常是不好的,有的被認為是僵尸企業,卻接受著國家的大量補貼等。由于國有企業的存在,美國拒絕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對于中國的指責大量是針對中國的國有企業。國內也有一些所謂“國進民退”的壓力和令人吃驚的“私營經濟撤離”等奇談怪論。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提出,未來國有企業改革將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但如何管資本呢?這就是我所做研究的背景。

  我主要想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國有企業如何適應競爭型的市場經濟?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到底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一、國有企業如何適應競爭型的市場經濟

  盡管我們說很多競爭型國有企業是失敗的,但是也有成功的,典型案例就是沈陽機床集團。沈陽機床集團的成功,決定因素很多,其中一個就是領導干部是長期不換的,董事長至少已經有十年了,2006年有一位中央領導直接對他說,小關你小子跑不了,你必須開發數控系統,結果一開發就是十多年,而且他清楚地認識到引進技術之路走不通,必須要靠自主研發,持續大手筆投入,砸了11個億,有十多年長期的耐心等待。這意味著一個適合競爭型市場經濟的企業,必須是追求長遠利益的?,F實中,既有無數的民營企業倒閉,也有競爭領域內的國有企業健康成長,這意味著所有制與是否適合市場經濟很可能無關。

  一個企業能否適應市場經濟,主要是由企業的行為所決定的。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人們通常假定企業所追求的目標為利潤,這是不是在告訴我們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才是適合市場經濟的?然而,利潤有長期和短期之分,這兩種不同的利潤絕非可以互補,恰恰相反,在很多情況下,它們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例如為了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人們就有可能不進行研發等等。而一個適合市場經濟的企業,其行為目標一定不是追求短期利潤,而必須是追求企業的長期利潤。

  我國的國有企業干部任命制度造成了國有企業只追求短期利益。目前我國的干部培養和選拔制度基本上可以說是政企不分,一會兒當縣長,一會兒當廠長,一會兒當總裁,一會兒當市長。這樣一種選拔制度盡管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和干部,然而是以損害企業利益為代價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領導所追求的目標自然是仕途,比如說一個周期是6年,我6年以后就走,所以這6年之內能不搞研發就不搞研發,能減少支出就減少支出,所以追求短期利益就自然而然成了經濟活動的目標。像沈陽機床集團那樣連續10年的等待,投入11個億的研發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我認為一種可能的改革方法就是按現代企業制度治理原則,執行政企分開。首先,董事會成員按出資比例由出資方委派,這樣,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毫無疑問是由政府部門的出資方委派。企業總裁等高管實行市場化招聘,招聘后不再進入國家干部體系。高管負責企業的日常運營,制定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和公司章程等。董事會負責聘用和解雇企業高管,審定企業章程和長期發展戰略等。董事長仍為體制內干部,一般同時兼任黨委書記,在特殊情況下要求企業執行國家戰略等。此種情況下,企業總裁等高管必然會把企業的成長當成自身長期的終生事業和仕途來經營,所以必然會考慮企業的長期利益。與此同時,由于董事長等董事會成員仍然屬于體制內的干部,因此企業仍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以便必要的時刻執行國家戰略。這種干部體制改革也體現了國家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的思路。

  二、市場經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

  在討論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之前還需要回答一些關鍵性的經濟學的命題,那就是:市場經濟為什么或者哪些方面是有缺陷的?

  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世界里,市場經濟被認為是完全競爭型的市場經濟,從而是完美無缺的。完全競爭市場最主要的假設是,廠商無權決定自己所要生產的產品的價格。然而,當廠商無權決定自己產品的價格時,價格到底是由誰來決定的呢?經濟學家們試圖用一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搪塞,瓦爾拉斯則直截了當地用拍賣來描述價格的調整和決定過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又根據瓦爾拉斯的拍賣模型,對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進行了建模和數學論證,使得均衡、市場出清和帕累托最優等描述資源分配的各種最優狀態一一得到了嚴格地論述。

  然而完全競爭市場畢竟是構建出來的,盡管在歷史的長河中,也許有過曇花一現,但當前的市場經濟絕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也正因為如此,作為資源分配的調節機制,市場往往不能有效地分配資源。市場經濟的失靈主要體現三個方面:一是,在非競爭領域,因經濟活動所具有的外部性,通常導致失靈;二是,在競爭性領域,市場作為資源分配的一種調節機制往往也是失靈的,由此會給經濟體帶來無休無止的波動、蕭條、危機和高通脹等,最后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出來進行干預;三是,市場經濟的失靈同時也體現在創新和市場的巨大不確定性和風險上。

  對于非競爭性領域由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場失靈大家都能理解。那么,為什么在競爭性領域市場在資源分配上也會失靈呢?新古典經濟學在論證市場在資源分配上的有效性時,通常強調價格的調整作用,由于這種調整被假定在拍賣市場上完成,從而必然是直接及時和有效的。然而,當離開拍賣市場,進入真實的、非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時,價格調整的功效必然會大大減弱。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一旦企業自行制定價格,由于調整成本的存在,價格的調整必然是緩慢和具有黏性的,從而價格調整的功效將被大打折扣,只能是一種弱穩定機制。

  此外,經濟體內除了價格調整這一弱穩定機制之外,還存在著多項非穩定機制以破壞經濟的穩定:一是企業的順周期行為,即哈羅德提出的著名的刀刃問題;二是明斯基的債務不穩定機制;三是資產價格。

  為什么市場經濟的失靈同時也體現在創新等未知領域上呢?有研究表明:一個創新項目從最初投資進入的設想階段起,在進入商業化之前,其存活的概率僅為6.66%,如果再考慮商業化的風險,存活的概率則更小。由于創新領域所面臨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大量的企業都會望而卻步,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和保障,企業少有意愿去進行投資,特別是前期的研發。然而當發展中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時,如果沒有自主研發和技術進步,經濟將無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身也意味著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研發型的技術突破將極為困難,從而很有可能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市場經濟的魅力何在?黑板經濟學人會異口同聲地說,作為資源分配的調節機制,市場能更有效地分配資源。但我則認為,與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的魅力并不在于它能更有效地調節資源,而在于它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更為高能的激勵。計劃經濟缺乏激勵機制,經濟人只能淪為完成計劃的工具。市場經濟調動了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然而,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這種激勵機制卻很少去進行研究,也許是出于一種默認,但更可能是無法用漂亮的數據模型對其進行描述,因此研究就不得不集中在市場作為一種資源分配的調節機制是否有效上了。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作用

  國有企業的作用就在于彌補市場的失靈。

  1. 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

  由于市場經濟在具有外部性的非競爭領域經常失靈,因此它不能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足夠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完整和充足的公共產品是市場的骨架,市場本身不能完成對其骨架的構建,只能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任何國家工業化的初期和中期甚至晚期,搭建市場主骨架的幾乎都是國有企業,沒有國家提供各種公共產品和服務,如交通基礎設施、通訊、供水等等,就沒有民營企業今天取得的成果。這與私有化程度更高、金融自由化更徹底的非洲國家、南美國家、東歐國家以及俄羅斯、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度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

  2. 充當宏觀穩定的基石

  即使在競爭性領域,市場經濟也不能完全有效地分配資源,通常會帶來蕭條、高通脹和危機等等。民營經濟在參與經濟活動時,通常是順周期的,當經濟蕭條時,會主動退出市場,在經濟好轉時,又會蜂擁而上,這種順周期行為通常會加劇經濟的不穩定,造成哈羅德所說的刀刃問題。因此,要使經濟得以恢復穩定,通常需要其他企業通過逆周期的行為來穩定經濟。逆周期行為通常表現為:不因經濟的下滑而減少所雇傭的工人,不因經濟的下滑而減少投資,甚至挺身而出增加投資。由于逆周期的經濟行為通常意味著風險或失去盈利的機會,唯有國有企業才能擔當。也許有人會說,西方也有宏觀穩定政策,國有企業作為宏觀穩定的基石是否多余?(1)當今世界對經濟體造成巨大傷害的已經不再是凱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債務危機。當債務危機來臨的時候,凱恩斯需求管理型的宏觀穩定政策已經失效了,唯有政府買單和國有企業挺身而出的逆周期行為才能救經濟于水火之中。(2)國有企業的逆周期行為通??梢粤⒏鸵娪?,從而必然會大大縮短走出危機所需的時間,由此而減少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國有企業的逆周期行為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性金融危機中沒有停止經濟增長的步伐的重要原因。

  3. 實現國家發展戰略

  市場經濟所不能解決的未知領域通常也包括海外市場的開拓。目前推行的國家戰略,如對外“一帶一路”,對內重大項目的攻關和創新等,都存在著巨大的風險。民營企業既無能力也不愿意承擔風險。這些國家戰略的推動只能由國有企業承擔。美國對于中國國有企業的指責本身就意味著美國對于中國國有企業的焦慮。在與美國的競爭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必將起到關鍵性的加分性作用。

  四、國有企業的考核

  國有企業采取逆周期策略,并對那些存在著巨大風險而民營企業不愿意從事的領域進行投資,那么國有企業將如何盈利?沒有盈利,國有企業如何做大做強?我認為:第一,逆周期不一定就意味著損失。在股票市場上逢低買入和逢高拋出通常是一種很高明的策略。逆周期也同樣如此,當然這取決于具體的逆周期策略是否精準。第二,經濟學中同樣存在著風險越大,回報率越高的定理。因此,高風險的投資也許最終不會蒙受損失,關鍵仍然是精準。第三,對于那些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其盈利能力無需擔心,更應關注的是其制定的價格是否合理,是否給下游的民營企業增加了不必要的負擔。第四,在對國有企業的考核中,必須堅持以國家利益為重,不以利潤掛帥。不以利潤掛帥并不意味著可以亂花錢。國有企業的考核應更集中體現在完成任務前提下的成本和質量核算。

  最后,作兩點說明:第一,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行為并沒有完全體現出彌補市場的失靈,也正因為如此,國有企業還存在著大量與民營企業爭利的行為。第二,我所提出的國企干部體制改革不僅體現了政企分開,同時也與最近中央工作會議所提出的從管企業向管資本的轉型思路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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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的工作方式創新

  張暉明

  彈指一揮間。40年改革開放驅動發展所取得的成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吸引著多學科學者的研究精力。2015年11月23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號召;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對創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0年所走過的歷程,改革開放推進所經歷的多個階段,一定是蘊含著豐富的理論養料,需要我們加以汲取。

  一、經濟理論創新與改革開放一路同行,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的啟示

  回溯總結改革開放40年歷程,不難發現,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與改革開放實踐一路同行。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方針,正是在深刻總結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經過“解放思想”的洗禮,回歸“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以理論認識變革和觀念更新先行,對既有理論認知束縛、具體實踐場合的行動選擇存在的偏誤予以變革,自然地就觸及到必須擺脫傳統的集中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將基本經濟制度、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在理論認識上加以區分,拓展出實踐的可選擇空間。一個最基礎性的理論認識變化,就是承認商品貨幣關系,這有著客觀的積極意義,能更好地評價經濟活動的實際績效、處理好經濟績效與勞動者自身之間的利益關系,調動微觀場合的勞動者的積極性,解決好現實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微觀效率問題。理論上的突破,很快就傳遞沖擊經濟運行管理體制的多個側面,經濟運行的資源配置、企業經營活動中的人財物產供銷、產品的核算定價、勞動者的報酬處理、企業與政府的關系等多個方面都需要加以變革。在此背景下,中國人靠聰明才智巧妙地采用了“新事新辦法”的工作方式,通過“增量改革”形成“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改革推進路徑,逐漸蓄育形成經濟體制“轉軌”、驅動經濟“發展”的市場力量,最終明確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①。經濟體制轉軌步入不斷清晰的演進進程,以經濟體制改革牽引全面深化改革,最終步入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全面變革創新的新階段①。

  縱觀我國改革開放發展實踐展現的圖像,不難發現,充分透射出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問題導向”的理論特質。我們的實踐不是從先驗的理論或者是既有的概念出發,而是始終圍繞“從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出發”,踏實前行。實踐的困惑呼喚理論的突破創新,理論的創新引領實踐的深化。兩者互為促動、互為加強,形成推進經濟體制變遷的“誘致性”工作機制。例如:從經濟生活中是否承認商品貨幣關系的存在并發揮其對社會再生產分工交換關系評價的作用,進而回答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是否相容?經濟運行中的資源配置“計劃”與“市場”是否屬于經濟制度的特征,乃至于選擇哪種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生產資料公有制如何有效實現?它與市場經濟能否相容?如何判斷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發展階段,從而現實社會主義運動前行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如何界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具體建構內容使之能夠更好地容納社會生產力健康發展?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屬于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問題。實踐的進程不斷向理論“發問”,為理論創新提供“鮮活”的素材,給理論創新提供“營養”,而理論研究的新的見解所做出的“回應”,及時地接受實踐檢驗,不斷取得累積進步,指導實踐前行。經濟體制的全面轉軌創新,使經濟運行完全擺脫了傳統的經濟理論的桎梏,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寫下可圈可點的記錄。

  改革開放發展的成就也充分驗證了一系列經濟理論創新成果的正確性、科學性。也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體學習會[1]上,明確提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中,提出“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任務和要求,這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應當擔負起的學術使命和工作責任。

  二、從“三大體系”的相互關系理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發育機制

  人類文明發展史告訴我們,哲學社會科學理論來自于人類自身對社會發展演進的自覺思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世界上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研究者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研究什么,主張什么,都會打下社會烙印?!保?]作為闡釋社會再生產經濟運行的資源配置和人類自身生產生活方式演進規律的經濟學理論,自然更是需要從“我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中間發現蘊含其中的帶有規律性的東西。

  實踐出真知,“生活之樹常青”。在改革開放的驅動下,中國經濟40年快速發展,城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保持了9.5%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經濟總量迅速攀升至全球第二,人均GDP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20多美元上升到9000美元。這中間蘊含著豐富的理論素材需要加以系統挖掘。中國經濟體制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軌,吸引著全球的目光。中國經濟學人更應該是“時不我待”,有一份沉甸甸的國家情懷和民族責任,擔負起研究揭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反映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經驗的“系統化”經濟理論的工作任務。

  這種工作任務的執行需要深深扎根于社會經濟實踐一線,通過對一線的各類改革開放實踐具體案例的認真“復盤”(案例研究),圍繞具體的“改革動作”的具體設計和政策舉措,對相關的經濟工作內容、工作流程、工作目標、評價內容和具體標準,以及當事人的觀念、行為變化、人際合作方式變化在體制機制、政策內容和深層次理論等多個側面加以梳理檢討,用多元綜合的研究方法加以總結,以歸納獲取能夠反映客觀的經驗。對政策內容變化、理論認識視野和具體表述的變化有系統的分析研究。在全面準確取得經驗概括的基礎上進一步凝練升華為一定的理論概念和范疇。這種概念和范疇就是形成系統性理論創新的具體構件,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新的具體構件。在此基礎上,通過全面系統深入地開展對于中國經濟快速崛的起經驗總結,將案例解剖總結所得到的經驗不斷凝練形成多個新的概念范疇,以逐漸發育積累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這樣的話語體系包含能夠反映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特定歷史文化和社會因素的時代和個性特點的概念范疇,也包含對既有的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分工合作特點的概念范疇的重新定義?;谶@種話語體系能力的積累,一定能夠發現這些概念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從而發育形成能夠表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特點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由此形成對于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內容的全面刷新的理論創新能力,迭代升級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基礎性教科書基本原理,形成能夠全面表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經驗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為人類文明做出中國實踐的智慧貢獻。

  毋庸置疑,中國改革開放發展40年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具體表現在:全球化發展大環境中自覺處理跨國分工、在全球視野下整合各類生產要素(特別是資金、技術和管理要素)、經濟體制轉軌和發展方式轉型特點、市場發育與政府職能轉變有機配合、針對地區經濟構造特點的“區域推進”方式、追趕型大國戰略目標實施過程中堅持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制度創新探索特點,等等。正是這些特點因素和發展條件,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提供了具體元素和養料。從案例研究總結經驗,從經驗積累凝練概念范疇,形成“話語體系”能力;從概念范疇的話語體系發現理論邏輯,從理論邏輯發現揭示發展規律、形成學術體系能力;從學術體系創新建設建構鞏固學科體系能力。這也反映出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的具體特點和規律,也應該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致力于推進理論體系創新工作的具體路徑。以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成功經驗為理論創新素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發展規律的理論刻畫,對于如何處理好經濟體制轉軌牽引社會政治文化和生態文明的全面創新,特別是對于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處理協調好區域發展不平衡關系、處理好自覺利用分工理論融入全球化潮流等有著深刻的論述,應該能夠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追趕型”發展具有一般性參考意義。最終表現為中國發展的經驗為他國所吸收,承載中國發展成功經驗的理論教科書為其他國家所采用,也就是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各具體學科的基礎理論教科書具有出口傳播能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保?]不難理解,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致力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創新,也是一項伴隨中國經濟實力增長進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應當承擔的義不容辭的學術責任。

  三、立足中國實踐土壤,創新工作方式,為建設有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不懈努力

  創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工作任務,就是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對于改革開放實踐中典型案例的解剖分析總結,單個學科開展的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理論收獲。要擺脫僅是從體制政策和行為機制方面的一般研究,進一步加強對于案例解剖的維度和深度,特別是關注社會成員的文化心理的演化,從“存在”與“意識”的相互關系,在哲學基礎理論上進行系統深入的討論研究。要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強化整體性研究,以促成既有的分學科分散研究有新的集成和升華。

  筆者曾在2012年討論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的有關文章[5]中指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在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下,在中國自身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制度演化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正是這樣,既有的經濟學理論范式(包括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經濟理論的微觀宏觀經濟學)都難以準確充分地解讀中國發展的深層規律。因為“全球化的波動代表了由技術水平、制度結構、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所決定的現實結果;這種現實結果決定了經濟理論的發展趨勢;經濟理論的發展演進又影響了實踐中政策的更替擺動,進而導致新的現實結果”?!耙虼?,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及政策范式就顯得非常有必要,這樣不僅可以解釋中國崛起的現實,也可以用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币越洕w制改革牽引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必定會對哲學社會科學多個學科提出全新的課題。正是這樣,對照“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形成“系統化理論”的工作要求,特別是在創新理論研究方法論和學科建設的基礎原理理論能力方面,需要花更大的氣力。

  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需要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的共同辛勤耕耘,形成系統的多樣性的研究成果??陀^上說,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進程最初是從農村起步,在穩定了農業生產和農民的生產生活的基礎上,進而推進轉向城市。既有的不同城市之間的企業數量和企業規模差異、企業所從事的主業經營內容分工和經濟屬性特點的差異以及不同企業技術裝備條件的差異、不同企業生存延續時間差異所附帶的社會性事務數量的差異、產業技術變革升級轉型相伴的就業結構和員工隊伍結構變化之間的差異;在區域空間關系上,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之間、南北方之間,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既有的生產力布局和經濟存量與既有的管理理念和行為慣性所產生的對于體制變革接受應對方式的差異;伴隨體制環境變化政府運作方式管理之間的差異;基于生產力布局和存量資本能力以及區位條件差異接受開放吸引國外資本和先進技術能力的差異;等等。40年中不同階段和不同改革舉措在具體的地方、具體的企業、具體的當事人之間產生多樣性的震撼影響和具體變化。這種多樣性震撼變化最最微觀地歸結到每一位社會成員身上,也就是每一位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具體當事人的個人心理結構、認知能力和融入急劇變革的社會體系的應對能力上。以上豐富復雜的多樣性如何被全面剖析并有機地整體地加以研究,正是我們需要進一步加以深化開展的研究工作內容??梢哉f,改革開放驅動中國經濟社會變革轉型快速發展的實踐,是一個蘊含著多種理論元素的“共生礦”,包含著制度體制和機制的、文化和法治精神的、勞動組織和就業態度的、社會階層和人群心理的、產業技術和產業結構變化的諸多因素,各類因素的變化和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共生關系的變化,需要多學科開展綜合研究。

  一方面,學科分工和“分科治學”是提高學術生產力的客觀規律要求;另一方面,對于經濟社會整體轉型內在規律的全面準確、科學客觀的揭示和闡述,又需要學科合作,形成對經濟社會整體轉型多學科視角的交叉研究。即使是聚焦在經濟學科領域,還存在學科內部的不同的研究專業分工,同樣需要這種分工之間的對話交流和理論見解的對話集成。如何突破不同學科之間的門戶之見,突破同一學科內部的不同方法和視域分工研究之間的局限性,是我們致力于創新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需要面對并花氣力認真對待的問題。

  鑒于當下各學科活躍開展的各類論壇研討交流,需要進一步提倡研究工作的組織交流形式上的開放性、多元性和平等性。所謂開放性、多元性,就是具體的研究主題吸引不同學科的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視角開展研究,吸引同一學科內部不同研究視域和不同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的學者共同研究,形成跨學科和多范式不同視角的研究,以加強不同學術見解的對話交流,發現共識、提升綜合性普適性話語能力和理論解讀能力,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努力提高學科基礎理論的建設能力。誠然,這種開放多元是建立在學術交流的平等和學者之間相互尊重的治學態度基礎上的。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平等對話,彼此相互切磋、互相啟發,就能夠不斷找到共識。一句話,只要我們扎根于中國實踐的豐富土壤,擔負起理論研究的時代重任,以開放多元和平等的治學精神,精誠合作,“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以“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6]努力增強理論創新的活力,提高學術的創造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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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展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馮金華

  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應該做到兩點:一要堅持,二要發展。也即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如何堅持?如何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和“在發展中堅持”,這兩句話把堅持和發展的關系講得比較清楚。

  首先,“在堅持中發展”。沒有堅持的“發展”,其實不是真正的發展。沒有堅持的“發展”,容易導致走上歪路。當前很多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新問題,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解釋起來可能有一定的難度。于是,有些人就干脆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比如,他們覺得用勞動價值論不好解釋現實經濟中價格的變動情況,于是就放棄了勞動價值論,而提出所謂的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供求價值論,等等。這實際上就是脫離甚至背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等于是“另起爐灶”。

  其次,“在發展中堅持”。只有在發展中才能真正做到堅持,沒有發展的“堅持”,也不是真正的堅持。沒有發展的“堅持”最后會導致走進死路。我們過去一些人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也搞“兩個凡是”:凡是馬克思講過的我們都要堅持,凡是馬克思沒有講過的我們都不能講??傊?,不能越雷池一步,這就走進了死胡同。

  應當承認,現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遇到了很多新的問題。畢竟馬克思《資本論》出版一百多年了,理論在發展、現實在發展,出現新的問題也不足為奇。比如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的問題,或通常所說的價值轉形問題。我們可以研究一下,究竟能不能在商品按價值出售的條件下說明等量資本可以獲得等量利潤?又比如聯合生產的問題。聯合生產講的是同一個生產過程同時生產好幾種產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討論的是單一生產,即一個生產過程只生產一種產品。西方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價值論最多只能說明單一生產而不能說明聯合生產。那么,我們就需要回答,勞動價值論究竟能不能很好地解釋聯合生產的問題?再比如經濟效率的問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主要討論的是收入分配的問題,對經濟效率方面的討論較少。那么,勞動價值論能不能用來比較不同行業之間的效率高低?還有如資源配置等問題。我們現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個長處是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有較高的效率。勞動價值論能否對此也有很好的解釋?

  所有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或者說,并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這些問題需不需要討論?需不需要解決?當然需要討論,需要解決。那么,如何討論?如何解決?那就是要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解決,要在這個基礎上去解決這些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你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也堅持不了。

  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有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即以馬克思《資本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重要的理論有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資本積累理論、再生產理論、利率和地租理論等等。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即“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效率和公平相結合”;三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無聯系?在這方面我們研究得很不夠。比如,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什么關系?盡管我們知道,后者要以前者為理論基礎。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這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中每一個部分的研究目前存在一些問題。近年來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對現實問題、政策問題的關注不夠。很多研究往往是從概念到概念,缺乏解釋現實、對策政策的提出。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缺乏牢固的理論基礎。理論基礎要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從目前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討論和相關文獻中,明顯感覺理論基礎方面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和出發點,根據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際特點,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要真正做到很難。具體舉例說明一下。這幾年我做的一項研究工作與兩大部類的積累和增長有關。這在《資本論》中是第二卷的一個主要內容。我的問題是:從《資本論》第二卷中的內容能不能引出一些能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東西?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兩大部類的擴大再生產理論,我們可以很好地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可以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找到根據。馬克思在討論兩大部類的擴大再生產時,有三個基本假定:第一,兩大部類的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第二,第一部類率先積累,且保持積累率不變;第三,第二部類跟隨調整以維持兩大部類之間的供求平衡。根據馬克思的這三個假定,我們再增加一個假定,就是利潤平均化且平均利潤率保持不變。我們知道,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第二卷中講兩大部類的再生產,在第三卷講利潤的平均化。本來,在講完利潤平均化之后,應當再回過頭來把利潤的平均化引入兩大部類的再生產,使得這兩個部分的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是,“天妒英才”,馬克思過早地去世了,那么如果把利潤平均化這一條加到馬克思的兩大部類的再生產理論中去,會得到一個什么結果呢?那就是從第2“年”開始(當然,這個“年”不是指自然年,而是指一個再生產周期,可以叫做第2“期”,就是從第2年或第2期開始),不僅兩大部類的增長率會趨同,而且它們的積累率也將趨同。這個結果很重要,可以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研究奠定一個很好的理論基礎。按照馬克思的假定,在兩大部類的積累和增長中,是第一部類率先積累,且保持積累率不變,第二部類則跟隨調整,以保證兩大部類之間的供求平衡。按照這兩個假定,我們可以讓政府來調控第一部類,即政府規定第一部類的積累率,并保持不變,而讓市場來調節第二部類的積累率,就是說,政府不要管第二部類,第二部類完全由市場自由調節,以維持兩大部類之間的供求平衡。這樣做就可以保證從第2年開始,實現兩大部類之間的積累率和增長率都趨同。

  應用以上結論可以討論如何實現既定的某個計劃增長率。當然,這里不是為計劃經濟張目,而只是討論某種計劃的可能性。假定現在有一個計劃的增長率,如何去實現它呢?根據整個經濟的計劃增長率,我們首先可以計算出一個最優的積累率,因為增長率要靠積累率來保證,然后進行政府調控,政府只要讓第一部類的積累率等于最優積累率就可以了。第二部類則不要去管它。第二部類完全自由調整,維持供求平衡。其結果是:從第2年開始兩個部類的積累率和增長率都趨同,這就意味著,我們的計劃增長率目標可以實現了。

  比如說,假設整個經濟的計劃增長率為8%,平均利潤率可以根據實際經濟運行情況進行測算,比如測算出來為20%,那我們就可以算出為實現8%的計劃增長率所需要的最優積累率,那就是用8%的計劃增長率除以20%的平均利潤率,得到40%,即相應的最優積累率為40%。政府只要把第一部類的積累率規定為40%就可以了。根據前面所說,從第2年開始,兩大部類的積累率將會趨同,即都是40%,從而,整個經濟的積累率恰好等于最優積累率40%,而整個經濟的最優積累率40%,正好可以保證整個經濟的增長率為8%。于是,我們就實現了整個經濟的計劃增長率。這就是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相結合。

  再以優先發展為例。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如果我們把重工業看成第一部類,把輕工業和農業看成第二部類,那么,按剛才講的政府調控重工業的積累率,而讓市場調節農業和輕工業的積累率,結果可能會在第1年中暫時犧牲農業和輕工業,但是,從第2年開始,農業和輕工業就會與重工業同步增長。過去優先發展重工業導致出現很多問題的原因是過去不但規定重工業的積累率,而且同時也規定農業和輕工業的積累率。

  事實上,兩大部類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現實中存在的是各個具體的部門,如紡織部門、鋼鐵部門等等。那么上述關于兩大部類的積累和增長的結論是否也適用于現實中的具體的多部門經濟呢?在多部門情況中,我們可以把整個國民經濟分成若干個部分,其中,每個部分由一個“主導部門”和若干個“非主導部門”組成。這里,主導部門起著類似于第一部類的作用,非主導部門起著類似于第二部類的作用。為了實現整個經濟的計劃增長率,政府在根據現實中的平均利潤率計算出相應的最優積累率之后,只需要讓所有主導部門的積累率等于最優積累率即可,至于非主導部門的積累率則完全交由市場調節,以保證所有部門之間的供求平衡。

  綜上所述,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應當也確實能夠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就是“在發展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標簽 - 國企改革,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網站編輯 -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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